三十四岁那年，我带着一身疲惫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，从上一段婚姻里逃了出来。前夫是个极其体面的人，外面说话做事滴水不漏，回到家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冷暴力大师。 五年的婚姻，把我从一个爱笑爱闹的姑娘，熬成了一个沉默寡言、甚至有点神经衰弱的怨妇。拿到离婚证那天，我没有哭，只是觉得这半生仿佛过完了一样，心里空荡荡的，连风吹进去都没有回声。 离婚后我回了娘家，街坊四邻的闲言碎语像长了脚一样，时不时地往我耳朵里钻。我妈是个要强的人，嘴上不说，背地里却常常叹气。为了让我妈安心，也为了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，我妥协了，同意了媒人李婶的安排，去相亲。 李婶给我介绍的人叫陈大山，四十二岁，是个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老光棍。 听到这个名号时，我心里一开始是抵触的。因为一个男人到了四十二岁还没成家，多半是有什么隐疾，或者性格有极大缺陷。李婶却拍着大腿跟我保证，说大山这人绝对靠谱，之所以耽搁了，纯粹是被家里拖累的。 他二十出头的时候，父亲在工地上摔断了脊椎，瘫痪在床，母亲身体又不好。大山硬是靠着干苦力、包些零碎的泥瓦活，一边还债一边给父亲看病，伺候了整整十五年。前年他父亲走了，债务也还清了，可人也老了，错过了成家最好的年纪。 我在镇上的一家面馆里见到了陈大山，他比我想象中要高大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有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纹路，鬓角竟然已经有了几根白发。他穿了一件明显是新买的浅蓝色衬衫，衣服上的折痕还硬挺挺地立着，显得整个人有些拘谨。 看到我坐下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手足无措地在裤腿上蹭了蹭，憋了半天才红着脸说了一句：“你……你吃面吗？这里的牛肉面分量足。”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，他不敢拿正眼看我，只是低着头呼噜呼噜地吃面，时不时偷偷把一盘切好的卤牛肉往我这边推。我看着他那双骨节粗大、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，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他没有前夫那种刻意逢迎的油嘴滑舌，也没有打量商品的挑剔眼神。他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，不起眼，但足够安稳。 临走时，他憋红了脸，结结巴巴地对我说：“我这人嘴笨，不会哄女人开心。但我攒了点钱，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。你要是跟了我，我肯定不让你吃苦，也不让你受委屈。” 我看着他额头上挤出来的细汗，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 我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，因为我是二婚，不想大操大办去惹人围观；他是个老光棍，亲戚也不多。但大山还是尽可能地给了我他能给的全部体面，他拿出了自己这些年攒下的六万块钱作为彩礼，一分不少地交到我妈手里，又在院子里摆了十桌酒席，请了村里关系好的乡亲。 结婚那天，没有豪华的车队，大山借了一辆擦得干干净净的小轿车，亲自开着去接我。他穿着一身略显宽大的西装，胸前别着一朵红花，笑得像个终于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。一路上，他时不时地通过后视镜看我，每次眼神对上，他又像触电一样赶紧移开，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下来。 酒席一直闹腾到晚上九点多，乡亲们才陆陆续续散去。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收拾碗筷的碰撞声。 我坐在新房的床沿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心里有股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房间被大山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墙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字，床上的四件套是崭新的大红色，透着一股洗衣粉的清香。那间屋子虽然不大，但每一处都透着主人用心的痕迹。 过了一会儿后，门外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抓紧了衣角。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大山走了进来。 他换上了一套灰色的秋衣秋裤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身上散发着一块五毛钱一块的那种老式香皂的味道。看到我端坐在床边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脚步瞬间变得僵硬起来。 他搓了搓手，在屋里转了半圈，走到桌子旁倒了一杯温水，双手捧着递给我：“渴了吧？喝点水。” 我接过水杯，抿了一口。大山却没有顺势坐到床上，而是拉过一把木椅子，在离床还有两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。屋子里的空气突然变得安静而粘稠，只有墙上那块旧挂钟发出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。 我偷偷打量着他，一个四十二岁的粗犷汉子，那一刻竟然紧张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。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十根手指不安地绞在一起，目光在屋顶、地面和窗户之间游移，就是不敢落在我的身上，我甚至能看到他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他还是坐在那把椅子上，像一尊雕塑。 “你不困吗？”我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。 “啊？困……不困不困！”他猛地抬起头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，随即又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赶紧改口，“困了，你也该歇着了，今天累了一天了。” 他站起身，走到床边，却不知道该往哪里站。他的一只手抓着床单的边缘，骨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。 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原本心底那一丝因为过往经历而产生的抗拒，突然就像被一阵暖风吹散了。我放下水杯，往床里边挪了挪，拍了拍身边的空位，轻声说：“坐过来吧。” 他僵硬地挪动脚步，挨着床边坐下，只坐了半个屁股。两个人离得近了，我能清晰地听见他粗重且不平稳的呼吸声。 “我很可怕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