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9月27日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。授衔名单公布后，徐向前面对元帅军衔，反复提出辞让。他不是客套，更不是故作谦逊，而是认真认为，自己多年受病痛影响，缺席了不少重要工作，不能把荣誉看得太重。 徐向前的态度，让毛泽东印象很深。毛主席曾评价道：“好人，好人。”这句话并非单纯称赞他的性格，更包含对一名老党员党性和品格的认可。 徐向前的顾虑，有现实依据。抗日战争中后期，他长期养病；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总参谋长，也因身体原因不能始终主持全局。抗美援朝期间，总参谋部的许多具体工作，主要由聂荣臻等同志承担。 在一些人看来，既然没有持续站在战争指挥第一线，元帅军衔似乎就应当让给别人。可军衔评定并不是只看近几年的出场次数，更要看一个将领在人民武装创建、方面军建设和关键历史关头所承担的责任。 1955年2月8日，中央通过有关军官服役、授衔的条例，其中明确，创建或领导人民武装，指挥过军团、方面军一级部队的高级将领，可以授予元帅军衔。按这个标准衡量，徐向前并没有“名不副实”的问题。 1931年11月，徐向前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，年仅三十岁左右。那支部队从鄂豫皖根据地起步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逐渐发展壮大，后来成为红军主力之一。徐向前既要带兵作战，又要处理部队扩编、训练、根据地建设等事务。 红四方面军的成长，不是凭空出现的。鄂豫皖根据地的反“围剿”，川陕根据地的创建，都留下了徐向前的指挥痕迹。他擅长集中优势兵力，也重视战场节奏，常常以突然行动打乱对手部署。 有意思的是，徐向前的军事风格并不张扬。他讲话不多，作战部署却很细。部队缺枪少粮时，他往往先问清楚伤亡、弹药和行军路线，再决定是否出击。这样的谨慎，与战场上的果断并不矛盾。 红四方面军后来走出了大批高级将领。有关统计和回忆材料，常把这支部队培养、输送的开国将军概括为七百多人，甚至有“近八百名将军”的说法。数字口径虽有差异，但其干部培养规模之大，确实十分突出。 这份功劳不能简单归结为徐向前一人的成绩，却与他的长期带兵密不可分。他不仅指挥战役，也在战争中识别干部、锻炼干部。许多后来独当一面的将领，正是在红四方面军的艰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。 1935年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张国焘同中央产生严重分歧，并试图以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。当时局势极其危险，红军内部一旦发生冲突，后果难以设想。 陈昌浩曾接到张国焘关于南下和阻拦北上的指示。徐向前明确反对红军自相残杀，留下了那句广为人知的话：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？”这不是一句场面话，而是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政治选择。 后来，徐向前还向中央表达过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，并提出过调往中央工作的请求。对一个掌握大部队的高级将领而言，这种选择尤其难得。毛泽东称他为“好人”，根源正在这里。 西路军失利后，徐向前回到延安时处境十分艰难。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重大损失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徐向前本人辗转返回。有人主张追究责任，毛泽东却安慰他说：“回来就好。” 这句话没有替历史问题下结论，却保住了一名老同志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。徐向前此后仍被委以重任，说明中央看重的，不只是某一场战役的成败，也包括他长期以来的革命经历和政治立场。 解放战争时期，徐向前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战场贡献。太原战役及山西地区的解放，就是他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承担的重要任务。 当时，他所指挥的部队中有不少地方武装和后备力量，装备、训练水平都不能与主力部队相比。徐向前把整训、攻坚和政治动员结合起来，逐步改变部队面貌，最终完成了对太原的攻坚作战。 因此，徐向前请辞元帅，并不是资格不足，而是把个人功劳放在了党的事业之后。毛泽东和中央坚持授予他元帅军衔，也不是出于照顾，而是对其资历、战功、建军贡献和关键时刻政治立场的综合评价。 1955年9月27日，徐向前最终接受元帅军衔。那枚勋章，既属于战场上的指挥员，也属于红四方面军漫长岁月里培养出来的众多将士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