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6月，长沙火车站附近，毛泽东、毛仙梅和毛泽嵘短暂相聚。临别前，毛仙梅反复叮嘱毛泽东：“蒋浩然家的事，莫要忘记。”毛泽东没有敷衍，当着他的面，把那封信交给湖南省委书记周里，请求调查处理。 这封信并不是毛仙梅自己的诉求，而是韶山烈士蒋梯空的哥哥蒋浩然写来的。信中说，蒋家解放前后遭遇坎坷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后来家庭成分又被划为地主，家人对此始终想不通。 毛仙梅把信带到北京，起因却要从一次闲谈说起。 1955年6月，毛仙梅终于进了北京。那年他已经65岁，此前几乎没有离开过韶山。同行的有毛泽嵘、文炳璋、陈国生母女等人，大家多少收拾了一下衣着，只有毛仙梅依旧穿着打补丁的青布衣，腰间系着旧围裙，手里还拎着烟袋。 到了丰泽园，他没有拘束，也没有刻意表现得恭敬。进门后，先四下打量，嘴里念叨：“三弟住的地方，真气派。”说完便抽起叶子烟，烟味很快散满屋子。 毛泽东见状，笑着劝道：“仙梅十哥，换支纸烟吧。”毛仙梅舍不得自己的烟袋，只是摇头。毛泽东又拿出衣服让他换上，他这才高兴地进屋更衣。对这位从韶山来的族兄，毛泽东没有摆出主席的架子，仍按乡亲间的称呼相待。 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并不只想听几句家常。他更关心农村的真实状况，便问文炳璋：“乡下粮食够不够吃？”文炳璋回答得比较笼统，说农民大多有饭吃，只有少数人困难。 毛泽东追问：“哪些人没有饭吃？”对方答道：“地主、富农。” 毛泽东的神情沉了下来，直接提醒：“讲话要实事求是，不要讲假的。” 这句话并非针对某个人，而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件事。身在北京，难以经常到各地查看，亲友从乡下来，反而可能带来最直接的情况。若只是报喜不报忧，身边得到的消息就会失真，决策也容易脱离百姓生活。 毛仙梅没有急着插话。他抽着烟，等文炳璋说完，才把话题引到韶山油榨塘。他问毛泽东是否还记得蒋梯空，毛泽东当然记得，并立即想到烈士家属，问道：“是不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？” 蒋梯空早年参加农民运动，曾在韶山一带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。1927年湖南发生“马日事变”后，他参加农民武装斗争，后来被捕遇害。毛泽东对这位牺牲的老同志一直有所记挂，也曾托人慰问其家属。 毛仙梅说，蒋梯空牺牲后，蒋家人一度逃难，日子过得很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蒋浩然一家原本被定为贫农，后来又因解放前有田产、家中有人读过书，被重新划成地主。家里没有多少收入，连吃饭都成问题。 说到这里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，递给毛泽东：“这是蒋浩然托我带来的，您看一下。” 毛泽东接过信，边看边抽烟。信看完后，他眉头紧皱，又详细询问蒋家的生活、家庭成员和当地处理经过。毛仙梅说得很慢，却很具体，没有掺杂漂亮话，只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件件讲清楚。 毛泽东没有当场许诺什么，只把这件事记在心里。回湖南途中，毛仙梅仍不放心，一路提醒：“蒋浩然家的事，不能搁下。”到了长沙，毛泽东便把信转交给周里，请省委方面核实。 后来，蒋浩然家的情况得到重新调查，原先的成分认定被改正，并以烈属家庭受到照顾。毛仙梅听到消息后，专程把经过告诉蒋家人，这才觉得自己没有白跑一趟。 北京之行还有一段插曲。毛仙梅住了些日子，忽然对毛泽东说要回家。毛泽东问他是不是生活不习惯，他回答：“东西都好，就是我的烟袋和围裙不见了。”原来毛泽东嫌那两样物件太旧，悄悄替他收了起来。 毛仙梅后来随毛泽东南下，乘飞机俯看杭州西湖，又乘专列到长沙。临回韶山时，毛泽东送给他一只箱子。回家打开，里面有一床鸭绒被，夹层中还放着100元钱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那条旧围裙和烟袋也被洗净擦亮，整整齐齐放在箱底。 毛仙梅没有带回一番大道理，却带回了一封关系烈士家属命运的信。他穿着补丁衣服进京，带着乡土气息说话，见到毛泽东仍像见到韶山的兄弟。也正因为这份不绕弯子的性情，那封信才没有被淹没在客套话里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