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四野的兵力最为强大，不算后来改编的起义队伍，光凭自己从东北发展出来的就已有12个军。他们的军跟兄弟部队有所不同，由于人数实在太多，硬是每个军“塞”了四个师，平均高达5-7万人。 这样的配置让国民党军为之胆寒，但也为自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即导致一部分人没办法获得晋升。 如果把每个军里“塞”进去的一个师全部拉出来组建新番号，按照中央预想的“三三”编制，四野还可以再成立四个军，这样就又能组建一个兵团。多出一个兵团，有的将军便能弥补没能当上兵团司令员的遗憾。 纵观四野的12个军，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由原东野五虎改编而来的38、39、40、41、43这五个军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的首任军长都未能成为兵团司令员，反倒原底子薄弱的辽吉纵队司令员邓华后来居上，占了最后一个名额，这是为何呢？ 究其原因，除了资历外，还在于邓华有一项别人不具备的优势。 说起来五大王牌军的军长都是名将，不过他们落选兵团司令员的原因各不相同。首先要统帅一个兵团十几万人，必须得有能镇得住人的资历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 四野的底子是各根据地抽调出关的精锐部队，成分复杂、“山头”众多，在合并组建成兵团前，各军又有各军的任务，直接来往并不频繁。要想将这些骄兵悍将统筹到一起，不单单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。 那该如何服众呢？你说你指挥部队打得好，大家都是精锐，难道我就打得不好吗？我也没接受过你的指挥，怎么知道能不能适应？ 所以，在这种各方面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，资历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因素。其他的军事水平啊政治水平啊，都有一定的主观性，但资历是实打实的。 《亮剑》里李云龙说自己更会打仗，孔捷和丁伟都不会服，但老李说自己当兵当得早，其余二人就不吭声了。 放在四野选兵团司令员一事上也是一样，“我当师长时你才是团长”总比“你当师长我才是团长”更能服人。 因此，39军军长刘震、40军军长韩先楚、41军军长吴克华就被排除了。 吴克华早年任职比较波折，土地革命时期最高只担任团级干部，另几位王牌军军长都是上将，他却只是中将，这已经说明问题； 韩先楚和刘震参加革命的时间相对较晚，两人都是红25军出身，长征时仅为营级干部，1936年夏才到师级，他们俩也缺乏令人敬服的威信。 剩下的李天佑和洪学智资历方面没有问题，李天佑曾任红5师师长、红30军参谋长、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、343旅代旅长。 洪学智曾任红31师政治部主任、红4军政治部主任、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、新四军3师副师长。两人都到了红军的军一级、八路军的旅一级（新四军的师一级），足够镇住“场子”。 但是，当年野司还无法放心将一个兵团交给他们。这里不是说李天佑、洪学智不具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，只是在1949年四野挑选兵团司令员时尚未表现出来，或者说表现得不如邓华出色。 能指挥好一个军和指挥好一个兵团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， “兵团”比“军”多了几倍人，这并非纸面上的数字，而是几倍有想法、有情绪、有要求的人。要把这些人统筹到一起、维系在一个思想高度上，兵团司令员的工作可比军长复杂多了。 军长核心是协调好麾下几个师的步炮配合、穿插迂回等工作，指挥相对集中。兵团司令员却要协调几个军之间的配合，涉及到大规模兵力调动、后勤补给、多路协同，还得处理各军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。 军长指挥的是“一个大的拳头”，兵团司令员就要指挥“几个拳头一起打”。兵力、层级、战局视角、指挥难度都是指数级上升。至少在1949年前，李天佑和洪学智都没能得心应手地指挥一个兵团。 洪学智在奔赴东北之初，只是在二线军区工作，1946年末才接替陈光担任6纵司令员，辽沈战役前又调任为上干大队大队长，算起来他指挥一个纵队（军）的时间也才年余。 并在这一年多里， 他指挥的德惠战斗打得就不是很好，还被刘亚楼当众批评过。 所以放到四野成立兵团时，洪学智尚未来得及展示自己的大兵团指挥水平。 倒是李天佑，原本最有希望成为兵团司令，在番号还是东北野战军时期，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纵队（军）一级的第一人。 东野五虎，他指挥过1纵、2纵（天津战役）、3纵（四平收复战）、6纵（四平攻坚战）四只虎。并且四平收复战时他统一指挥1纵、3纵、7纵、独2师等部，超过了10个师，已达到兵团规模。 指挥过的精锐最多、人数也最多，按道理他能够成为四野的兵团司令员才是。但可惜，四平攻坚战时他指挥了邓华，却表现不及邓华。 此战李天佑是攻城总指挥，1纵、辽吉纵队、6纵17师等部共10万人听其调遣，他根据战前的情报，认为四平守军在1.5万至2万左右，就按照这个敌人数量去制定的作战计划。 但守将陈明仁很有头脑，放弃了外围阵地，将有限兵力集中在市区依托工事防御，并且他还把美国援助的成袋大米垒到阵地上加固，又撒了许多黄豆来迟滞进攻速度，搞得缺乏巷战经验的我方非常头疼。 激战之中，我方迟迟无法实现突破，邓华辽吉纵队下的1师师长马仁兴还牺牲了，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