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洋中部，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。1999年12月31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，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环礁的沙滩上挤满了人。他们不是来放烟花的。他们等的是零点的钟声——全世界第一缕新千年的阳光，将首先打在他们的脸上。 这个国家为此筹备了整整三年，翻修了机场跑道，新建了一排海边观景台，给全球媒体发了八百多封邀请函。总理本人穿着草裙站在最前面，对着CNN的直播镜头咧嘴笑。 二十四小时后，没有一家西方媒体留下来报道另一件事。 同一片沙滩往北两百米，海水正在淹没一口淡水井。井的主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渔民，他蹲在井边看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海水顺着珊瑚砂的缝隙渗进来，把原本甘甜的井水染得又咸又涩。老人站起来，把井盖合上，转身走了。 他知道这口井不会再出水了。 这是基里巴斯最日常不过的画面。没有镜头对准它。 这个由三十三个环礁组成的岛国，全国平均海拔不到两米，最高点只有三米，三米大概是一辆面包车的高度。最宽的地方，你站在北岸可以看到南岸翻起的浪花。陆地像一条极其单薄的丝带，随时可能被太平洋吞进肚子里。 而这个国家的故事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一个中国家族命运沉浮的离奇注脚。 事情要从1937年说起。 那年冬天，广东香山县一个叫汤廷海的船商，在珠江口西岸的崖门水道卸下了最后一批货。这批货是发给国民党驻军的粮食和药品，但他私底下截下来三成，转手卖给了江门一个日本商社的买办。买办给的价是军方的两倍。汤廷海没有任何犹豫，银元进了箱子，船连夜开走。 这种事他干了很多年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华南沿海的走私生意就进入了黄金时代。日军封锁海岸线，物资紧缺，谁能把货从香港、澳门运到内陆，谁就是无冕之王。汤廷海的船队不大，六条木壳机帆船，但胜在熟悉水道。他知道哪些航道晚上没有巡逻艇，哪些码头的稽查官可以用两根金条搞定。 他跟所有人都做生意。国民党的军需官叫他“汤老板”，见面先递烟，账房当场点银票，银票点完从不问货从哪来。日军驻江门的宪兵小队长叫山崎，汤廷海跟他喝了两年酒。他给山崎送过法国的葡萄酒、英国的威士忌，还帮他牵过一条从香港到澳门的情报线。作为回报，山崎给他的船发了一张“特别通行证”，在日军控制的水域畅通无阻。 1943年之后，战局开始逆转。盟军在太平洋反攻，日军收缩防线，华南沿海的控制力大不如前。靠日本人发的通行证不管用了，英国人的缉私船开始在珠江口外巡逻，国民党的军统也开始清理“通敌嫌疑”。 汤廷海闻到风向变了。1944年春天，他把岸上的房产、仓库、码头股份全部低价出清，换成金条、银元和一小部分英镑。金条装了整整二十只木箱，每只箱子用铁皮包角，盖子内侧衬了两层油布。这些箱子，他藏在一艘英国籍货轮的煤仓里。货轮的目的地是斐济，经停范宁岛。 范宁岛是当时英国在太平洋中部的一个电报中继站，岛上只有几十个吉尔伯特群岛的原住民和一个英国邮政官员。船靠岸那天，汤廷海带着金条上了岸，再也没有回船上。 他不走了。 这个决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包括几十年后基里巴斯的政治走向。 范宁岛的生活原始得超乎想象。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店铺。岛民住在棕榈叶搭的棚屋里，靠捕鱼和摘椰子为生。汤廷海刚开始住在海边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每天去码头帮英国人搬货，挣几块饼干和一听罐头。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机会。岛上的人捕鱼用的是粗麻绳编织的渔网，又重又容易破。他小时候在香山跟渔工学过一种叫“蜈蚣网”的编法，用椰壳纤维替代麻绳，网眼更密，韧性更高，重量轻一半。他在沙滩上画了两天图纸，找了几个年轻岛民试着编。第一次下水，捕到的鱼是原来的三四倍。 消息传得很快。周围几个环礁的渔民划着独木舟过来学。汤廷海来者不拒，但有一个条件：每张网捕到的鱼，他抽一成。不是钱，是鱼。他把抽上来的鱼晒成鱼干，通过英国人的货船卖到斐济和澳大利亚的矿场去。矿场需要廉价蛋白质，鱼干是最划算的选择。 不到两年，他在范宁岛上拉起了一条微型贸易链。他用鱼干换面粉、煤油、工具，再用这些物资收购更多的椰子干、贝壳、鲨鱼鳍。1947年，他已经拥有了岛上唯一一家“商行”——一个木板搭的棚子，门上挂着一块用烧红的铁钉烫出来的招牌：汤记。 岛民叫他“汤先生”，或者干脆叫“老汤”。1949年，他娶了一个吉尔伯特族的女人，生了两个儿子。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来的。 他教儿子们说广东话，过年贴红纸，除夕夜烧香拜关公。但他同时教他们另一件事：永远别回中国。他嘴里几乎从没提过“中国”两个字，说到时只用“那边”代替。偶尔喝多了椰子酒，他会拍着桌子骂，骂国民党的军官欠他货款不还，骂日本人不讲信用，骂英国海关收钱不办事。 1958年，汤廷海死于肝硬化。去世前三天，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边，用已经不太流利的广东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永远别信任中国人。” 这句话怎么理解，有无数种角度。但放在他的人生履历里，它不指向任何一个具体的政权或政党，它指向的是他记忆里的那片丛林：